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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翎:记住的才可能存活
来源:文艺报 | 张翎  2021-12-0908:39
关键词:张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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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,为什么会关注灾难创伤题材?我对自己的创作状态是木知木觉的,经过提醒回头一看,才发觉这些年我的确写出了一些涉及这类题材的作品,如关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《余震》(后被改编为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),关于江南抗战题材的《劳燕》以及描述贫穷遗留的心理创伤的《流年物语》等。

其实,在早期的作品中,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这类题材。我刚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时,正值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,国际通讯交通都还相对落后,回一趟家很不容易。那时的作品里反映的大多是积郁于心的游子之疼。渐渐地,我的题材和叙述语气都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我想这是与我多年所处的职业氛围相关的,毕竟一个作家的成长(或退步),总是与个人阅历密不可分。

我成为作家的路走得有点迂回漫长,维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路障。为了能够维持写作,我花了多年时间求学谋职,并做了17年的听力康复师(clinical audiologist)。我与这份职业的关系和老式的包办婚姻不无相似之处,最初只是为了生活,并无感情可言。在后来的耳鬓厮磨中渐渐擦出了一些暖意,再到后来,才有了一些更清醒的顿悟。当我还在为一天中被割舍的8小时心生幽怨时,并没有意识到我的职业正在慢慢地改变着我观察世界的眼睛。

在我病人中,有一部分是退役军人,还有一些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的难民。第一位让我对心理创伤这个话题有所感悟的病例,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,那时我在美国一家荣军医院做实习生。这位病人叫沃伦。隔着玻璃看他坐在测听室里的神情,没有任何一个迹象点亮我身上的预警灯。他是一位60多岁的白人男子,高大壮实、面色红润,和秘书说话时,表情和声音都客气温存。可是当我进入测听室并关上门的时候,他突然开始尖叫——那是一种受惊的动物发出的声音,锐利得几乎刺穿我的耳膜。毫无临床经验的我完全不知所措,我的实习导师示意我先出去,才最终将他安抚下来。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从朝鲜战场退役,曾在战俘营里生活过很长时间。回国后他从未讲过他的经历,只是见到穿白大褂的亚裔面孔,常常会失去控制。那时离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。

查理是我刚刚成为正式听力康复师时遇到的一个病人,是当时寥寥无几的一战幸存老兵之一。他全身行动不便,只有右手的几个手指可以挪动。他用那几个手指熟练地指挥着他的电动轮椅,以九旬之身,演绎着19岁少年人的飙车技艺,在建筑物的缝隙间横冲直撞,行走如风。第一次进入我们诊所,就在墙壁上撞出一个坑,笑声震得大楼晃动,天花板唰唰掉渣。他和咖啡店的女老板调情,夸每一个路遇的女人长得俊俏(bloody beautiful),管助听器叫“劳什子”(the thing)。每一次和我告别,都会上演郑重的道别仪式,拥抱亲吻,说上一句“此生别过”,直到我大嚷:“下个月就见的,烦不烦哪。”在他身上,我同时看到了战争可以夺去的和无法撼动的东西。

阿伊莎是我认识的第一位阿富汗难民,她不是我的病人,而是隔壁牙医诊所的清牙师。我们两个诊所有一些共同的病人,所以我和她也算得上熟稔。她常年化着精致的妆容,剪得很短、层次丰富的黑色短发上,挑染着一绺一绺的金黄,笑容可以融化一座雪山。最近阿富汗重新成为热点新闻,我却很难把那些铺天盖地的惊恐画面与我心中的阿伊莎重叠,尽管我知道她也曾是那个背景里的一员。她几乎从不谈及那段流离失所的经历,唯一一次破例,是在她结婚10年纪念日时。她和她的表兄是在逃难途中结的婚(在阿富汗表亲可以结婚),她终身的遗憾是无法给她日渐懂事的孩子看一张她的结婚照。我找到了一家照相店,用我自己寒酸的婚纱照和阿伊莎夫妇年轻时的照片,合成了一张还算“现实主义”的作品,她看到那张“结婚照”时盈盈欲泪的眼神,使我感觉天上一下子出了9个太阳。

维克多来自前苏联。我的病人中来自那里的人不多,所以我对他多少有些好奇。他在病员登记表的职业一栏上填写的是“清洁工”,他的装束举止却和他所填写的职业唱着喧嚣的反调。他的头发干干净净,留着梳齿的痕迹,白色衬衫的领口和袖口没有一丝油垢。和许多英语不是母语的人一样,他说话声音迟缓低沉,并不直视和他对话的人,但言语中夹带着许多诸如“感谢”“请你”“假如……可以”之类的客气用词,从语法和发音的破绽里钻出来的,是一股无法抑制的书卷气。有一次,我们偶然聊起在居高不下的房市中如何选房的话题,我提到了多伦多东部一个叫匹克岭的地方,那里房价相对便宜。他面色猝变,厉声质问为何要去那个地方?他的失态让我感觉诧异。过后他的妻子私下告诉我,维克多曾是一名物理学家,经历过切尔诺贝利事件,而匹克岭就有一座规模很大的核能发电站。

这就是我在诊所见识的人群。我并没有亲身经历他们经历过的战争和灾难,但我看见了灾难“溢出物”粘在他们身上的印记。灾难不受国界限制,它的溢出物可以辐射流淌到世界的任意一个角落。有那么小小的一片,正好流入了我的视野中。

我离开听力康复师的职业,已经10年了。当年为谋生所做的种种挣扎,尘埃已经落定,而那段经历给我写作带来的潜移默化影响,如今却越发清晰地显现出来。诊所给了我另一双眼睛,让我看到了灾难溢出物的多种演变可能。它可以在地底下长久地潜伏,等待某个突破口,以便再次冒上地面,化为沃伦见到我时的尖叫声。它也可以在日复一日的潜埋中最终化为土壤中的养分,滋润出查理惊天动地的笑声和阿伊莎头发上的那绺金黄。它也可以一直低敛地浮在浅层,成为维克多挥斥不去的惊恐闪烁眼神。了解了这样的多样性,我们对创伤遗留的多种表象,就有了更为柔软的理解和宽容。

灾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,人们倒下去的样子并没有区别,可是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。灾难无可庆贺,值得庆贺和赞叹的是人类强盛的生命力。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在废墟上即刻化蛹成蝶凤凰涅槃的奇迹。那些以水滴石穿的精神缓慢地经历并走出死荫幽谷的人,还有那些带着身上不能拔出的刺、却以与疼痛共存的信念生活下去的人,也许更具备超凡的勇气。

只有记住的东西才能存活下去,写作的部分意义在于记录生活,包括生活中的灾难,还有灾后人们站立起来的勇气。我把我的观察和情绪,不知不觉间移植到了我的母语文化土壤里,于是就有了《余震》《劳燕》《流年物语》这些作品。

(文中所用名字皆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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